梁文道:人情冷漠,是现代人只求个人幸福的副作用

时间:2019-06-26 17:47:09

梁文道:人情冷漠,是现代人只求个人幸福的副作用(图1)

而这股思潮,与后来的主义还有诸多难以厘清的关系,然而因其主张无政府的本质,注定要在历史中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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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也要就此遗忘掉吗?

第213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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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巴金”这个名字,很多人都说来自他很崇拜的两个大思想家的音译名的结合: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都是当时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力非常大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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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讲法只说对了一半,“巴金”的真正来由,是因为他要纪念在念书时的一个好同学,叫做巴恩波。巴恩波最后自杀了,那时他还正在翻译一本书,正好就是克鲁泡特金的书,巴金为了纪念这个老朋友,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

不过巴金本人倒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尽管他从来没有明说过。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互助论》的克鲁泡特金,巴金还翻译过他的另一本名著《面包与自由》

他们不喜欢被宰制,

他们要的是自由,是解放

在那个年代,无政府主义好像在激进学生、文化知识界里面,特别流行?

没错。在主义的整个理论学说与组织机构在国内还没有完全建立、传播开来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就是当时新文化运动里面,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种激进思潮,也被叫做“安那其主义”来自英文名字Anarchism的音译,而这个单词的由头则是希腊文。古希腊文里,这个词指的是“没有政府”

其实你可以说这是人类自古以来,无论东西方,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广泛、模糊的情感倾向,好像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

有人就认为,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所讲的“大同世界”或者道家老子、庄子所描述的那种乌托邦般的情景—比如庄子说到的“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大意为:那些偷了一个腰带带钩的人要受惩罚处死,而盗窃一个国家的人却做了诸侯这些想法背后,都蕴含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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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普鲁东,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说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把它变成一套学说的人。但是我们要小心,无政府主义到了现代又分成左右两派

有一些是比较右翼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政府了,再也没有人来收税了,而人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其实都可以交给市场来完成,一个政府它大部分、甚至是所有的功能,哪怕关于需不需要有国防、军队这些事情,也都完全可以交给市场、交给私人企业来代替。

一个问题:

一条街道的秩序与卫生,到底该谁管?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怎么可能运作得起来?

比如说街道上有些脏乱,有些单车随便停放,有一帮人大半夜在路边这么拍东西,偶尔发出一些声响,吵到附近的居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可能就是说,“这事怎么也没人管一管?”

当我们说没人去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看到这一片,为什么政府不该好好管一管他。

他给你的答案是,假如这个地方的街坊,这附近的区民,他们有很好的互助精神,他们彼此合作,比如说成立一个合作社般的区委会,他们会自己维护好自己街道的安全、秩序、卫生,他们应该来负责这些事,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这片社区的,他们自己可以好好地组织起来,不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凌驾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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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还会再追问,这种想法会不会太不切实际了?人真有那么善良吗?人真的能够那么自觉地去帮助其他人,去把自己的社区街坊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社区所有的一切吗?这种事情有没有基础呢?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互助论》1902年在英国出版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都误读了达尔文主义?

这本书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互助”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互相帮助,是出于一种更深刻的、整个人类族群共有的、休戚与共的某种感情,而且这个感情还是有生物基础的。

这本1902年的书跟我们讨论了当时在全流行一时的达尔文主义。

我们知道的达尔文主义、演化论,那就是“物竞天择”接下来在中国流行的还有后面四个字:“弱肉强食”这是一个所有生物都在竞争的世界,按照这套理论来讲,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不会有什么互助精神。然而克鲁泡特金说,我们大家都误读了达尔文。

他说,达尔文所讲的演化与进化是对的,每一个族群、每一种物种,要谋求自己的生存、要适应环境,这也都是对的,然而我们忽略了达尔文其实也提过一种现象—动物还有一种很奇特的利他表现行为许多动物是一种集体生活的状态,会彼此帮助,互相照顾,以有益于整个种群的方式生存下去。

比如他引述一个自然学家看到的,在东部草原上面有一种白头鹰,它们会一群十来二十只在天空上飞翔,总共覆盖25平方英里的范围—谁要是看到底下有猎物,有腐肉可以吃,它就会发出高声的鸣叫,招呼覆盖在这25平方英里上空所有同群的老鹰,一起下去叼食,而且它们还讲礼数规矩,首先要让年长的老鹰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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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看,连老鹰都懂得这种互助、合群的精神,而且长幼有序。那么更何况是人呢?是动物,所以他又推论下去:

类似的现象,甚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很多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记述过,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区域人们是这样生活的。这些人的状态是不是互助精神的体现、是不是毫不利己的精神体现呢?

他又说到,像南非的布什曼人—这个名字今天已经被认为是个贬称了,布什曼人喜欢被称做桑族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书中讲过一个例子,曾经有欧洲人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这些野蛮人,他们之中有一个同伴在河水里被淹了,把他救上来之后带到路边,那时候是大冬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身上的毛皮扒下来,覆盖在他身上,尽量紧靠着他,给他取暖,而每一个人其实自己都在冷得发抖。克鲁泡特金说,这岂不让人感动?

后来再到了所谓的野蛮时代,也就是有文字历史记述之后的那个时代,像罗马帝国这些国家会认为,整个欧洲大陆上许多没有被他的人都是野蛮人,比如非常有名的凯尔特人(今天爱尔兰人的祖先)或者高卢人(今天人的祖先)那些人是什么样的野蛮呢?

原来他们没有政府,没有罗马帝国这样庞大的公共力量去新建一个万神殿、斗兽场,可是他们会组织成一个又一个小公社,在这个公社里,虽然已经有了家庭的概念,每一家都有一些“个留土地”但是仍然有公有土地,他们仍然会在公有土地上集体劳作,产出结果归整个社群所有,几乎有点像是我们中国以前井田制里的那块公田。

再到了中世纪,整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自由城市,市民们会自己组织起来,自己自己,比起一个王国,那是一种相对民主许多的体制。在这种体制里面,司法官员是自己委任出来的,甚至需要发动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临时才选任一个司令官,而任何国王或者领主派来的人如果要管制,他们就算被迫让步,也必须让国王或者领主服从他们本地的习惯法则。

举个简单的例子,是由很多岛构成的,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个岛都有自己的、自己的司法制度、自己的行政官僚,而这些官僚也不是什么官僚,是由人民自己轮流担任的。

当现代国家机器崛起,

他认为甚至到了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后,这种合作精神仍然存在,比如说一些街坊的互助精神。

我记得小时候在香港,在那种廉租房、公共房屋里面,大家不需要托儿所,谁要出门工作,家里的小孩就扔给隔壁邻居,家里面也不需要存那么多柴米盐油,有需要,你跑到隔壁拿就是了,没人会跟你要回钱,大家门也不关,天天开着门,因此也不需要什么保安警卫。这跟克鲁泡特金描述的那种富人家庭—邻居不知道隔壁姓什么、平常不往来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野蛮人的社会里,当两个人由于争吵而斗殴的时候,第三者如果参加而没有劝阻致使他发展成命案,这样的行为意味着他本将被当做一个凶手看待。但是按照现在一切由国家保护的理论来说,旁观者是用不着去干涉的,干涉或不干涉那是警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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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人不是常常都有觉得人情很冷漠的情况吗?觉得每个人都自私自利,每个人要追求的就是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觉得这个观点不只符合达尔文演化论在生物学上观点的延伸,同时也很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底下主流经济学的说法。

一千零一夜节目里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很近代化的产物,现代国家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公社合作、城市自由合作,乃至自由联盟的状态,不断被摧毁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机器把老百姓完全收服了

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人有很多种社会身份,你可能是一个大家族里的成员,一个宗族成员,社区邻里的一份子,一些特殊行业的行会成员,某个团体的成员,某个互助团体的成员,某个爱好协会的成员…

也就是说,个人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产物,是只有在现代国家兴起之后,才同时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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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

世界上当然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著名的左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还有一些仍然标榜自己是无政府主义的团体,例如西班牙的全国总工会,每年注册缴费的会员有6万人,上次西班牙大选,它还能够赢得100万票。

然而作为曾经在全世界范围流行一时的思潮,无政府主义到底已经彻底地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为什么呢?让我们回到当年“五四”那个情况来讲。

回到克鲁泡特金当时所在的那个欧洲,他曾经在瑞士的日内瓦加入过第一国际,第一国际里其中一个核心人物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主义者跟无政府主义者走得相当接近,比如克鲁泡特金的前辈巴枯宁,那时这一帮人是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叫做广义的者、广义的激进思潮。

“到人民中去”这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一提出来的时候,最先响应他的是大批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精神的青年学生,因为这句话太对他们胃口了,而这句话的思想之一,也恰好是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它的发行所就在北京米市胡同这里,这个地方就跟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一样,都被遗忘了,这些曾经有过的遗址现在都拆掉盖成了大楼,所以这一段经验、历史,也都被我们忘得七七八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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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重要的差异在于,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讨厌国家,但他们不讨厌组织,他们认为组织是人民自发、小团体就够了,可是主义却希望强调成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组织。巴枯宁当时就曾批判说,你搞的这个玩意,将来它所建立的政权会比你现在所要反对的东西还要有问题、还要糟糕。

所以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人数相当多,非常流行,可是由于它没有组织,或者它反对任何强有力的组织,终于它要烟消云散,而大家觉得最实际的改变社会的方法,不再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实业,不再是那种农村里面的实验公社或者城市里面的工业行会,而是要透过一个组织来宣传阶级斗争、取得政权,这才是正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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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五四大街29号 米市胡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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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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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克鲁泡特金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李平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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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夜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梁文道

梁文道,男,汉族,1970年12月26日出生,人称“道长”,祖籍广东顺德,香港文化人、传媒人。梁文道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从1998年开始,梁文道就不断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足迹范畴从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2008年,梁文道皈依了南传佛教。梁文道曾说,他最喜欢热爱的城市就是香港。而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后不久,因家庭当时经济情况因素,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台湾爷爷奶奶家照顾,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15岁时才回到香港父母家,情况却又倒转过来,令他开始认识到两岸社会政治的冲突所在。游走于两岸三地之间,因此梁文道的文章多分析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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