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

时间:2019-02-14 08:41:11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1)

杨志军《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玫瑰花上的露珠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2)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3)

文 李建军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4)

判断是不是一个好作家,首先要看他对儿童的态度,看他是否懂得孩子的心灵,因为如果你懂孩子,那么你就懂得最柔情的爱,就会理解人的情感世界中最柔软的那个部分。

一个完全没有童心的人,很难写出充满诗意的、纯洁的作品。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家,都是充满童心的作家。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以亲切而充满诗意的方式,写了孩子的情感发展和人格成长。阿克萨柯夫《家庭纪事》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对儿童心理的描写。普希金就更不用说,他不仅奠定了整个写作的精神基础,而且还是儿童文学的。鲁迅身上也有童心,他写了很多人物形象,都是从儿童视角写出来的,童趣盎然。我们时代文学的一大危机,就是很多作家不懂得人,尤其不理解孩子,没有童心。

人与人的维度包括两方面:一是的世界,二是儿童的世界。这里最重要的是写出了和谐与爱。冲突无所不在,种种悲惨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甚至死亡也会随时降临。但是,用和谐而包容的叙事态度来展开叙事,呈现出一个真正美好的人的世界。在儿童世界里,拉姆姐姐、德吉等人物都塑造得很成功。德吉这个人物尤其复杂,是小说里最有吸引力和阐释空间的。

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涉及一个复杂的主题,即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牧区自然生活与都市生活的关系。在这复杂的关系中,的叙事依然是近乎完美的。因为作品里面有眷念,也有些许的感伤,甚至有点悲剧的意味,但是没有对都市和现代生活的敌意。我们现在的不少作家,尤其是某些西部作家,特别是那些有乡村背景的作家,都患有严重的“都市仇恨症”这些作家一写到都市,就充满敌意,常常以极其荒谬的方式丑化都市人。在他们的叙事中,都市人是愚蠢而孱弱的,他们的生活是无趣的、缺乏活力的,而来自乡村的一头牛、一只狗,则是非凡的、睿智的。他们认为,乡村代表着人类文明的希望和未来,是拯救都市的最后的力量之源。这是一种美学和叙事学上的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乡村乌托邦冲动。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市都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都给人类带来了更加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更加丰富的生活内容。

在杨志军的叙事世界中,在他所写的自然与都市、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冲突里面,没有这种简单的、充满敌意的、狭隘的价值立场。其中有眷恋和感伤,但没有狭隘的偏见和浅薄的敌意。作品里也写到人与动物的关系,如藏獒、藏羚羊、牦牛等,都是人性化的,体现出和谐的、人性化的丰富情感。在生活方式的大趋势和背景下,表现了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眷恋,但也表现了迎接新生活的包容与信心。

另外是人与神这个维度。信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匮乏的东西。我们用简单化的哲学理念,排除了一种彼岸的、神圣的、让人充满了敬畏的东西。我们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一切都是可知的。其实,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那些超越人类认知能力的部分,属于彼岸世界,而不属于此岸世界;属于信仰的世界,而不属于认知的范畴。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这部作品里面,奶奶是仁慈的化身,她对神圣的事物充满爱与敬畏。她的转山是精神向上的努力,是面对彼岸世界的虔诚态度;她的撒盐是为了把爱撒向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人免于伤害和不幸。她祈求神灵保佑草原,保护世界上所有的人—这是当家们的叙事中很少见的。伟大的作家要建立自己的信仰体系,像杜甫,他的诗歌里面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审美—爱一切,爱所有的人,爱小草、爱鱼、爱乌鸦、爱燕子,甚至爱一只蚂蚁。司马迁也一样,他构建了一个自己的体系和情感世界。杨志军的这部小说,也是一部充满爱意的作品。写到了突然降临的死亡,像德吉,他本来是汉族孩子,但是车祸后父母去世,他被藏族人收养,在藏人当中获得了那么多的爱。还写到了牦牛扎西的死。这里面含着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态度。死亡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一环,是生命最沉重、最艰难的时刻。杨志军的死亡叙事特别美。杨志军的死亡叙事会让你觉得他懂得生的真谛,懂得生的意义。

从艺术性上讲,这部小说通篇洋溢着让人觉得温暖而美好的浓浓的诗性。这种诗意,即来自于对大自然的优美的描写,也来自于他所选择的叙事角度。叙事视角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也是一种态度和情感的选择,因为让谁来叙述,一定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视野和不同的情感内容。从孩子的视角来展开叙事,来看世界,来看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人们的爱恨情仇。喜饶是一个纯真的孩子,是一个心理特别正常的孩子。喜饶纯真善良,同时非常体恤别人,而他所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总之,《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是一部像玫瑰花上的露珠一样纯净的作品。

创作谈

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5)

文 杨志军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玫瑰花上的露珠(图6)

在《巴颜喀拉山的孩子》出版之际,我终于可以确定地说:只有写作儿童文学,你才会面对一双双清澈如水的眼睛,那里没有一丝杂质,没有让人猜度的阴影,没有的痕迹,只有无条件的期待与信任,像灯一样照射着你。

我的儿童文学写作从《藏獒》开始。当许多孩子捧着书,睁大无比清澈的眼睛让我签名时,我有点惶惑:为什么孩子们会喜欢我的书?之后我又写了《骆驼》和《海底隧道》也都是事先没有刻意去为儿童写作,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小说。突然意识到,也许我有一种童稚烂漫的天性,能像孩子一样理解事物,有一双天然澄莹的童眸,能够躲开所有的晦暗与复杂直抵单纯。我把这种天性的流露表述为通透性、赤子心、还原力。通透是历练和磨难的结果,是蓦然回首中的明晰与了然;赤子之心是无染之心,是思无邪、行无伪的源头;此外还应有还原的能力,还原你初始的情态和童年的意趣,还原你无猜于天下的憨、直、真、纯。然而,仔细想想,仅靠天性是不够的,就算我天性里真的有童年印记,也远远不能成为我写作儿童文学的支撑,我在写作中寻找理由,发现正是文学的最初熏陶和伴我成长的精神滋养,让我对儿童小说有了情不自禁的迷恋,让我不断去尝试一种干净到极致的表达,期待着走进人们的童年。换句话说,谁给了我文学的筋骨,谁就是我写作儿童文学的“第一推动”

我的精神滋养于18世纪到19世纪的文学盛放,这无疑是一判现实主义作家和浪漫主义作家层出不穷的轴心时代。然而经典作家们对文学的贡献既不仅仅是批判,也不仅仅是浪漫,他们殊途同归地把文学看成了建树理性基石和思想大厦的手段。就是在这样的解读中,我萌生了自己的文学信念,我在《环湖崩溃》中向自然致敬;在《海昨天退去》中向人性低头;在《藏獒》中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在《伏藏》中艰难寻找真正的精神以及爱的真谛;在《的战争》中透视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发掘不同在起始点和终极目标上的一致性,以此呼唤世界和平、人类平等、相亲;在《藏獒不是狗》中走向山安放忏悔之心。我从世俗走向,又发现我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探索,我让写作回归世俗,最想说的就是:人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信仰。那么无神论者的精神信仰到底是什么呢?一个词汇脱颖而出:祖国。

几乎所有的经典作家都在或隐或显地描述自己跟故土故乡的关系,去国怀乡之慨、丹心汗青之美、匹夫有责之烈、万死报国之情,满满装在历史的巨瓮里;殉国之急,雪国之耻,哭国之亡,思国之遥,文学之风不息,家国之河长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可以说,没有对“祖国”的忧患、维护、悲伤、信奉、眷恋、幽思,苦愁,文学的恒星将会塌缩一半,而标为“爱”的另一半也将因为“祖国”的失去而轰然消散。当和平的钟声无数遍敲响,已然消失的战争已不能让“祖国”变得比生命更重要,我们的精神底线又是什么?我想说“人”祖国之上还有“人”还有“人”的作为、“人”的质量、“人”的风貌、“人”的张扬。

人是有精神指标的动物,而作家便是指标的确立者和奉行者。曾经有人问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说积累之,思考之,磨炼之,做到了这些,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但要做一个好作家,却还得再上层楼,还得拥有情怀,坚守理想。情怀至少有三种:家国情怀、利他情怀、济世情怀;理想至少有两种: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实现人的理想,更要做一个理想的人。理想的人不一定是完美的人,但一定是一个不断批判自己、否定自己,同时又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强调自己的人。理想的人处在精神的顶峰俯瞰世界,文学之于他们就不再是苦心经营,刻意创造,而是轻描淡写之举,信手拈来,便有点石成金之功效,这便是作家的高境了。对他们来说,写作便是修行,修为越高,作品越好。

至此,我的逻辑渐渐清晰:我为什么写作儿童文学?我想致力于建树,建树我的文学理想,建树“人”的精神底线和精神指标,我不仅想实现人的理想,还想做一个理想的人。然而当我小心翼翼试着表达的时候,我发现了世界的僵硬,他们跟我的和纯粹相去甚远,差不多听不懂我的话。我绝望于他们的世故、城府、庸俗、麻木、浑浊、油腻、心机、虚假、伪善,而他们给我的评价则是针锋相对的“天真幼稚”也许还有“可笑”我不肯丢弃我的天真和幼稚,回过头去寻找天真和幼稚的读者,于是便有了写作儿童文学的冲动。我相信儿童读者永远不会讥笑我的天真和幼稚,因为他们需要的恰恰就是天真和幼稚。

我天真地写了《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那里有人的理想和理想的人,有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涌现,有底线也有高标,线索清晰的表达里“我”的成长始终都在吸纳博大与力量,始终都是时代变迁的一部分。在这个穷则思变的历史结点上,爱成为岩石一样坚固的存在,人与自然天衣无缝的弥合里,又有生态恶变的断裂,牧人的生存方式带着最后的告别,被原汁原味地保留在字里行间,就像一座场景和人物具在的博物馆。尽管告别游牧的过程里,有道不尽的离情别绪,但城市毕竟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是永恒的诱惑,就像书中的各姿各雅城—各姿各雅是黄河的正源,巴颜喀拉山群最著名的高峰。正是这座高峰的魅影,让游牧文化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文明的到来就像突然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境,异陌到令人惧怕,而又新奇到令人感奋。而所有的变迁背后是永恒不变的人的境界,它如同雪山一样高尚而峻拔:转山祈祷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因为只有为所有人祈求幸福,才会有自己来世的幸福。无目的而具有目的性,无功利而具有功利性,诚如老子所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是为了完成最后的施舍,施舍伴随着拯救,死亡连带着再生。而“撒盐奶奶”的家常举动与平凡作为,不经意中成了人类精神的至高表现,就像巴颜喀拉山一样带着雪峰的清洁和源头的高贵。在如此广阔的氛围里,我和我的人物一起长大了。

写作的过程中,眼前始终闪动着一双双儿童的眼睛,那种无与伦清澈击碎了我的傲慢,让我不由自主地谦虚起来。我相信一双眼睛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被拯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涤除尘霾,接受洗礼,用孩子的眼睛擦亮我的眼睛,用孩子的心灵照明我的心灵。我今后的写作将一如既往地服从我内心的需要: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不放弃对儿童文学的追求。文学的品格会要求我尽可能大胆地面对人性的复杂、命运的悲苦、生活的艰辛以及一切属于假丑恶的人类的精神垃圾,但在儿童文学里,我一定要发掘并打磨最纯净最有价值的精神钻石,置放在一任透彻的原始的蔚蓝下,吸引一双双跟钻石同样清澈的眼睛。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2月13日3版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孩子

《孩子》讲述的是20岁的布鲁诺和18岁的索尼亚,靠索尼亚的津贴和布鲁诺手下的小偷们生活。索尼亚刚刚生下了两人的孩子吉米,而布鲁诺过惯了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只关心钱的日子,他该如何做一个父亲呢?这个新生儿的到来比预料的情况要复杂,布鲁诺很难接受父亲这一新的身份。电影《孩子》再度摘取了金棕榈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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