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新书》编撰始末考

时间:2019-01-28 13:39:00

《律吕新书》编撰始末考(图1)

一、《律吕新书》的始撰

蔡元定于乾道二年(1167)始入朱熹门下,从此开始了二人长达三十余年亦师亦友的交往。其时,朱熹正在众多学者帮助下致力于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工作,家学渊源、精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的蔡元定,自然地成为朱熹在构建《礼》学、《乐》学体系,尤其是乐律学研究领域的合和得力助手。《律吕新书》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但作为一部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律吕新书》的编撰,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始撰于何时?

笔者遍检朱熹音乐著述,在《文集》续集卷2发现与《律吕新书》始撰相关的三段书信如下:

引文1:

律说幸早为寄。但以声定律及均弦用声之说,非面莫扣为可恨,不知几时可相会?寒泉精舍才到即宾客满坐,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间,却无此扰。公济亦每以此为言也。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答蔡季通第六

引文2:

精舍数日纷纷,无意思,只得应接酒食,说闲话而已。亦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律书》缓写不妨,历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概否?若用先天分数,不知日月五星之属,迟速进退,皆可于此取齐否?若得此二书成,亦不为无补于世也。某今归山间,懒未欲出,意欲后月末间一到云谷度暑,未知果能动否?恐不能动,即奉约一来家中,相聚数日,殊胜它处惹客生事也。《答蔡季通》第七

引文3:

律说幸写寄,但以声定律及均弦用声之说,非面莫扣为可恨,不知几时可相会?寒泉精舍才到即贺客满坐,说话不成,不如只来山问,却无此扰。公济亦每以此为言也。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大学等已令进之料理矣,或入大源,告为致问。公济既平心和气以观义理之所在,则不患无邻矣。草绝交之书,似于禅学亦未得力也。观过之说竞未安,尝思之矣。答蔡季通第九二

第一是关于书信文本的问题。笔者在比对《文集》续集卷2《答蔡季通》第六、九二后发现:除了增加部分文字外,两段书信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出自同一封书信当无疑问,系于同一时间应该比较合适。翻检宋刻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宋刻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文集》明嘉靖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明天顺贺沈/胡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数个版本,此处基本一致,仅第六段的首句略有差异: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贺沈/胡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作“律书幸早写寄”明嘉靖刻本作“律书幸早为寄”这说明这两段书信在宋元旧刻中已是如斯,可能系编撰时重复收入所致。

第二是关于书信系年的问题。陈先生将《续集》卷2第六、七系为戊戌(1178)的根据是“四书‘律管分数甚荷见示’六书‘律说幸早为寄’七书‘律书缓写不妨’似相承。又六书云:‘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七书‘历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概否’亦明相承。按七书尾云:‘盖欲后月末间一到云谷度暑,未知果能动否?’《文集》卷6《秋日登天湖诗》题注云:戊戌七月与季通诸人登云谷,疑七书即指此行。故以此三书皆列于本年。”笔者赞同陈先生关于“六书和七书相承”的判断,两段文字可以确定著于同一时间。但在具体时间的考订上,笔者建议同时考查书信内出现的名物。

在三段书信中有《律说》《观过说》寒泉精舍、公济、云谷等数项名物。因《律说》为求证对象,不具备成为内证的条件。后4项名物中,公济乃吴楫,建宁府崇安县人,长期从学于朱熹,但又生性喜禅。朱熹对此颇有微辞,并屡加教诲,称其“未必瞿昙有两心,莫将此意搅儒林。欲知陋巷忧时乐,只向韦编绝处寻”4项名物虽均有特定时间相,但从《文集》卷6~9中朱子与吴楫的唱和诗、《朱子语类》卷12中门人杨道夫所录吴楫谈话可知,公济不仅从学于寒泉精舍,亦从学于云谷晦庵和武夷精舍等,从学时期跨度相当大并不具备解决问题的特殊性,姑视之为旁证。《观过说》成于乾道四年(1168)夏,但朱熹感觉“犹未安”至乾道八年(1172)又与张敬夫、胡广仲、彪居正等湖南诸公辩“观过知仁”引文3中提及“观过之说竞未安,尝思之矣”正与此相合,说明这段文字当书于1168~1172年之间。三段引文中都提及的寒泉精舍乃朱子平生创建的第一所书院,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始建于朱子丁母忧庐墓守丧期间(1170)《嘉靖建阳县志》卷5有云:“寒泉精舍,在崇泰里。宋乾道庚寅,朱熹葬母祝夫人于天湖之阳,遂筑室其傍,扁日寒泉精舍。”云谷指位于建阳芦山的晦庵草堂,始建于1170年,1175年完工。这数年间,朱子常往返于寒泉、云谷、屏山之间,三段书信所提及的“山间”当是指屏山潭溪故居。由此,又可将这三段文字的通信时间进一步缩小到1170~1172年间。

相反,若将第六、七书信系于1178年,不仅无法解释第九二书信中提到的1172年再辩《观过说》之事,而且与文中另外两句话也自相矛盾,今胪列于下:

内证1:“寒泉精舍才到即贺(宾)客满座,说话不成。”寒泉精舍建成于庚寅(1170)朱子持丧期满、云谷晦庵草堂落成后,讲学中心即已从寒泉转至云谷。若这几段书信成于戊戌(1178)寒泉精舍中贺客满座并不符合情理。内证2:“精舍数日纷纷,无意思,只得应接酒食,说闲话而已。亦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上文已经提及,寒泉精舍建于1170年,云谷晦庵3间草堂于淳熙二年(1175)乙未七月也全部竣工。因此,若这些书信成于戊戌(1178)不仅寒泉精舍已建成8年,云谷晦庵草堂也已建成3年,而且其时朱子已屡受朝廷催促,准备赴南康任。很难想象其时精舍还“屋舍未就,不成规矩”以至朱子觉得有“它时须共议条约,乃可久远往来耳”的必要。

通过对以上三段书信中出现名物的分析,笔者更倾向于依靠内证,将这三段书信的成书时间定为庚寅、壬辰年间,而非戊戌,从而也就进一步证明,蔡元定至迟在1170~1172年间就已经着手撰写《律吕新书》了。

二、《律吕新书》的编修

通过对朱熹音乐著述的编年研究,可以发现:自乾道年间《律吕新书》开始编修起,朱熹先后给蔡元定、蔡渊父子去了十余通讨论《律吕新书》编修细节的学术书信。从其中可以看出:自《律吕新书》撰写伊始,经编撰、修订至定稿的过程中,朱、蔡2人不定期地交换书稿,并通过书信不断就编修中出现的学术问题进行辩论诘难。笔者通过将《律吕新书》和这些书信的内容相比照,从篇章结构的调整、对原稿内容的修改、对论证方法的改进等三个方面对此加以揭示:

一是对篇章结构的调整。《律吕新书》卷1《律吕本原》篇章顺序依次为《黄钟第一》《黄钟之实第二》《黄钟生十一律第三》《十二律之实第四》《变律第五》、《律生五声图第六》《变声第七》《八十四声图第八》《六十调图第九》《候气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谨权衡第十三》这与是书初撰时的篇章结构颇有差异。朱子在丁未(1187)前后给蔡元定的信中建议:

第一章《围径》之说,殊不分明,此是最大节目,不可草草。《候气》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间,盖律之分寸既定,便当埋管候气,以验其应否。至于播之五声、二变而为六十调者,乃其余耳。况《审度》《嘉量》《谨权》尤不当在《候气》之前也。但《候气》章已有黄钟之变半分数,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于《正律》《分寸》章后别立一章,具载六变律及正变、变半声律之长短分寸,乃为完备耳。

从这段话看,可推测《律吕新书》卷1原稿内容的顺序大致是《黄钟》《黄钟之实》《黄钟生十一律》《十二律之实》《律生五声图》《变声》《八十四声图》《六十调图》《审度》《嘉量》《谨权》《候气》等,不仅《审度》《嘉量》《谨权》三章在《候气》章之前,而且在讨论“正律”和“分寸”即《黄钟之实》《黄钟生十一律》《十二律之实》章节后缺《变律》一章。比照《律吕新书》卷1《律吕本原》篇章顺序,可确定蔡元定基本上采纳了朱熹的意见,在第四章后增加了《变律》章,详载变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等6个变律及正变、变半之声律长短分寸,并将《审度》《嘉量》《谨权》三章改置《候气》章之后。

二是对《律吕新书》原稿内容的修改。如建议《律吕本原·审度》章中的“生于黄钟之长”以下增加“以子毂柜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为一分,凡黍实于管中,则十三枚而满一重,积九十重则千二百枚而满其龠矣。故此九十枚之数,与下章千二百枚之数,其实一也。十分为寸”一句;建议卷2《律吕证辨·造律》“今欲求声气之中”的下句改为“而莫适为准则,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其围径,如黄钟之法焉。如是,则更迭以吹”经笔者核对,两处意见均与今本《律吕新书》同处所载一字不差,表明全部为蔡元定所吸收。

三、《律吕新书》成书之后的修订

事实上,《律吕新书》成书后不久,朱、蔡二人已开始考虑对其进行修订。在成于丁未(1187)稍晚的一封书信中,朱熹一方面向蔡元定询问《乐书》即《燕乐本原辨证》的撰写进度,一方面针对《律书》中涉及的“空径三分”和“琴准定律”等问题提出质疑,并要求察看《律书》的旧本。据笔者爬梳,在朱熹、蔡元定生前至少有过三次对《律吕新书》修订或者改写的讨论。

第一次发生在癸丑、甲寅年间(1193~1194)朱熹在癸丑(1193)三月给浦城门人詹元善的书信中提到:“其(指蔡元定)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订耳。”其时,蔡元定正带着他新成书的《燕乐本原辨证》出游湖、湘、吴、越,还在临安请楼鑰作了序。同年五、六月间蔡元定自临安归来,朱、蔡即开始着手修订《律吕新书》的具体事宜。即使是甲寅(1194)朱熹外任知潭州、赴临安立朝期间,蔡元定仍坚持学术活动,并不时通过书信与朱熹讨论。

第二次发生在丙辰(1196)编修《仪礼经传通解》期间。朱熹立朝时(1194)曾向宋宁宗上《乞修三礼札子》其中提及“欲以《仪记》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以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而钟律之制,则士友间亦有得其遗意者,窃欲更加参考,别为一书,以补六艺之阙”“庆元党禁”开始之后,朱熹落职罢祠,蔡元定被贬逐,朱熹组织门生同道编修《仪礼经传通解》其中卷13《学礼》部分的《钟律篇》即由朱熹本人根据《律吕新书》改编而成。朱熹曾向蔡元定提及:“比因修《礼》编得《钟律》一篇,颇简约可观。大抵尽用《本原》之书,旦夕当奉呈也”在另一段书信中还指出《钟律篇》虽来自《律吕新书》卷1《律吕本原》但编写体例有一定差异:“盖但用古书本语或注疏,而以已意附其下方,甚简约而极周尽,学乐者一览可得梗概。其他推说之泛滥、旁证之异同,不尽载也”宋人王应麟《玉海》卷7《律吕新书》条下亦云:“朱子修《礼》编《钟律》一篇,尽用《本原》之书。”

但笔者在传世的《律吕新书》文本中发现有二十余处标明朱熹论及乐律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否与上述书信一样乃朱熹本人为《律吕新书》所撰,当视为《律吕新书》正文的一部分?抑或蔡元定在撰写《律吕新书》时将朱熹的言论收录其中,应视为对《律吕新书》的注释?还是后人窜入,并非朱、蔡之原意?

现将这二十余处文字的史料及考证出的成书时间一一列表揭示如下(以其在《律吕新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从以上的表格可以做出如下推断:

1.从史料上看,《律吕新书》中二十余处标明为朱子论乐律的文字,或来自于朱熹与门人的课堂问答,或来自于朱熹与门人的学术书信,并非朱熹专门为《律吕新书》所撰,从而排除了第1种可能性。

2.从成书时间上看,《律吕新书》成于丁未(1187)而表格中笔者考得确知时间的17项条目中,丁未之前(含丁未)2条,其余15条均记录于《律吕新书》成书之后,而且朱门弟子裒集各种《文集》和《语类》出版乃为朱熹殁后之事。试想,蔡元定如何能够预知数年之后朱熹在课堂上对其他学生所言之事?如何在生前得见死后才出现的各种《文集》和《语类》从而排除了第2种可能性。

结语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蔡元定的许多著作和书信已经亡佚,但通过对朱熹音乐著述的整理和研究,可以了解到《律吕新书》撰写的大致始末:该书始撰于蔡元定、朱熹初识后不久(约在1170年前后)成书于丁未朔旦(1187)之前并经朱熹作序,于癸丑(1193)前后开始修订,于戊午(1198)完成定稿,最终由蔡渊等人校正于庚申(1200)前后。其成书的经过,恰好印证了《律吕新书·序》中所言蔡元定“旁搜远取,巨细不捐,积之累年,乃若冥契”的写作经过。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律吕

律吕,古代汉族乐律的统称,可分为阳律和阴律。是有一定音高标准和相应名称的中国音律体系。律吕是十二律的又称,语源出于三分损益律的六律、六吕。《伶州鸠论律》中将十二律按次序分为单数、双数排列,称单数各律为“六”,称双数各律为“六间”。单数的六个律即六律,后世又称为六阳律;双数的六个律即六吕,后世又称为六阴律或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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