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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青也分了三六九等

日期:2020-02-18 23:12:02   来源:互联网   编辑:小美   阅读人数:292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知青此文献给离我们远去的赵元吉一九七五年冬,我们高中毕业了。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招工,也没有大学可上,高中毕业后除了到农村去插队和在家待业基本上别无选择。记得我们北大附中高二(5)班的近4

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此文献给离我们远去的赵元吉

一九七五年冬,我们高中毕业了。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招工,也没有大学可上,高中毕业后除了到农村去插队和在家待业基本上别无选择。记得我们北大附中高二(5)班的近40名同学毕业,参军的三人,其余基本上都插队了。当年插队有两个地方可选,北京近郊的昌平县和远郊的延庆县 。

赵元吉(去世)胡斌、黄少军、傅世民、周序中、李鸿建、崔京生和我本人,还有班上的两名女同学,响应党之号召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 ,于是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延庆县最偏远的花盆公社 。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妈妈知道我要去延庆插队,听说那里非常的寒冷,用了两天时间给我赶制了一件厚厚的棉裤,其实一辈子做学问的妈妈根本不会做棉裤,那件棉裤裆太短了,我从北京穿上到了延庆裆就破了。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

我们知青也分了三六九等(图1)

一九七六年的三月,天寒地冻。花盆公社接知青的大卡车拉上我们这一届插队的同学从北大附中出发,出南口,过八达岭长城,再经过延庆县城、永宁镇就进入了山区。 当年去从永宁到花盆公社的公路还是黄土路,山高路险,卡车在盘山路上爬行。车辆驶过带起的黄尘飘岀数里,久久不能散去 。车厢内的同学们十分的安静,大家蜷缩在一起在,望着茫茫的群山,心中充满对前方那个未知世界的好奇 。

取消人民公社已是八十年代的事了,花盆公社距北京有150多公里 。虽然只有百拾来里,但七十年代路途还是很辛苦的,当年北京去花盆公社要两天时间,中途需在延庆县留宿一晚,而回京一天即可。花盆公社所属地区北、西、南三面环山,千沙公路是唯一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黑河在大山之间静静的流淌,公社下属的各生产队依山而落,环境十分幽静 。有考古调查早在8000多年前的时代,花盆公社一带就有人类生活了。

大山深处的道豁子生产队,距花盆公社所在地有十多里路,距最最近的千沙公路要走五里山路才能到达,从公社到村里的交通基本靠走十分不便。道豁子生产队分四个小村落,共计21户,这21户人家分布在大山之中,前道豁子十一户(含台上的两户)后道豁子四户;四道洼加知青点六户。每个小村落都有山梁相隔,到达只有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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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同学中赵元吉、黄少军、李鸿建、周序中、胡斌、崔京生和我七人被分配到花盆公社、平台子大队、道豁子生产队 。市府当时有规定,知青点八人以上的可留1人做饭不用出工。我们班到花盆插队的同学八男两女,共计10人 。两名女生分配到花盆生产队,男同学中傅世民一人到了古家,只留得七人分到道豁子生产队 。为什么不把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分到一起?难道说朴实的贫下中农是为了不让我们留一人做饭,才安排七人?我们实在不愿意往此处想 。 。

道豁子生产队的庄稼地很分散,下山的黑河边有个叫南湾的地方,那里有生产队唯一的几十亩好田。因可以用黑河水的浇灌,田中可种水稻、小麦 。村里的人每年凭此也能分得细粮若干。其余的土地就是山里开垦出来的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梯田和坡地,山上的土地只能种些玉米、小米、地瓜等耐旱的作物。至于收成的好坏,那就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 山下到南湾干活,从知青点一路下山,走上3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 。而山上干活最远的一块田地要翻三道山梁 。每天早上队长会在广播中给社员和我们这些知青派活。不在家门口的农活,我们还需带上中午的干粮 。

当年农村壮劳力每天可挣10个工分,每分值几分钱。我们知青也分了三六九等,黄少军、李鸿建每天10分,其他几人八、九分不等 。说句笑话,因为生产队没有给我一天10个工分,为此心中愤愤不平,几日难消 。

那几年很苦,我们知青和老乡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道豁子村的老乡在这深山老林已生活了几辈子了。为什么在大山之中会有这么几户人家,这些老乡从何地来?又为何在苦寒之地落脚?这些疑问探寻了这么多年未得正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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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豁子生产队水田、旱地都有,北方能见到的农作物都能生长,生产队也多有种植。所以插队这几年我收拾过小麦、小米、稻米、玉米、高梁等各种农作物 ,开山凿石,放羊赶车各式各样的农活都上手干过,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农村的这些农活,干着虽不熟练但也看的过去 。

在农活中,我最怕的是挑水点种,曾经挑水时又累又饿,竟虚脱的快要晕过去,好在老乡递给我一块贴饼子充饥,缓了过来 。每年春天雨水不足时,为了不耽误农作物下种的节气,生产队要组织人往山上田中挑水,浇灌下到地里的种子。每天一上工大家挑上满满的两桶水一步一步的爬到山梁上,往地里浇完水后下山再挑,周而反复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肩膀红肿,整个人累得烂泥一般 。

拉耧播种用的农具"耧"现在已很少见了。而我们插队的年代播种基本都是用耧 。一般拉耧播种时由牲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种子放在形状像斗一样的木盒中。由于道豁子生产队的梯田和坡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用拉耧耍不开。替代拉耧这一光荣的任务经常由我们知青承担 。拉耧也有技术,为了播下的种子均匀,拉耧时步法不能一窜一窜向前走,要求稳步慢行。否则播下的种子不均匀,搞不好坏了一年的收成 。一直想不明白干的活,换干怎么就成技术活了。

也有不累的农活,放羊!道豁子生产队养了20多只山羊,这可是宝贵的集体财产。当年虽然没有听说过"薅羊毛"这种事,但生产队还是重视,放羊时的标配是两人:一个羊倌跟一个"放羊娃"放羊娃"重任"经常由知青承担 。羊群有头羊领着漫无目的吃草,放羊娃手拿羊叉随"羊"而行,看护着羊群不让它们跑散或偷吃庄稼 。一日,轮到赵元吉放羊,也许前一天晚上饭菜太咸,放羊时一路叫水 。口干舌燥实在忍不住了,找到飘着羊粪蛋小水洼喝了几口 。不日,拉稀不止,从山上一路"拉"回知青点,留下"记号"比当年地下工作者做的还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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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青也分了三六九等(图12)

生产队里有可怜的几棵杏树,每年产下的杏核卖出去是生产队一笔可观的收入 。每年四月前后杏熟了,看杏(不让人偷杏)就成一份重要的工作 。村里的贫下中农,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儿,所以生产队把看杏这份重要的工作交给了知青。一次轮到周序中看杏,在山中他突然发现一个偷杏的小孩,小孩也发现有人看杏,撒丫子就跑。周序中盯住那斯追将下去,一口气追了十里多山路,抬头一看已到了别的村子。我们常开玩笑的说,正是插队练就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事,才有周序中数十年后登珠峰、渡长江的成就。

都说别拿村长不当。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中黄少军是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连副连长,那可是我们中最大的"了。那个年代,经常要组织民兵训练 。生产队民兵连长是当地的老乡,副连长就是黄少军 。一次民兵连的连长带领着民兵进行投弹训练,我们插队的一名同学由于太紧张,投弹时用力过猛,手榴弹没有飞出去,直接落在了身边。身为民兵队连长的老乡大概是想起了英雄人物是怎么恓性的,此刻毫不犹豫地抛开大家,窜入防护沟中自保 。还是副队长黄少军眼急脚快,一脚踢飞的手榴弹,随着手榴弹轰的一声黄烟升起,大家平安了。这时从防护沟爬出来的连长训斥了大家一顿,民兵们作鸟兽状散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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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保留了几张当年知青的照片中,大家还能看到我们身后不远处的知青点(我们的住房)也能看到房间土炕上杂乱的物品 ,这是真实的生活印迹 。

虽然北京市给知青都有安置费,各生产队用知青的安置费给知青建住房。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到道豁子生产队快一年了,才住进专属的知青点 。之前,我们七人分别在两个老乡居住,赵元吉、建、黄少军住赵永瑞家,周序中、胡斌、崔京生和我住刘振江家。记得一九七六年唐山,我们居住的房子相距不足百米,但震感天地之别。当天住在赵永瑞家的赵、李、黄被惊醒,房屋晃动,山上巨石轰隆隆的滚落而下,惊恐中他们想起了邻户而住的"阶级兄弟"于是撒丫子就往刘振财家跑,想我们四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李鸿建他们神色慌张踹门而入时,我们几人还在磨牙打呼噜,根本不知有之事。当然,我们也错过了亲身感受的机会。不日,我们几人都请假回京,加入到北京搭建棚的劳动大军之中 。

我们的知青点背靠山坡而建,房后山坡一条山路通向平台子大队,房前十米开外就是山沟 。房边还另有两条小路,一条可下山到南湾、一条爬过山梁是后道豁子,也算四通八达 。我们的住房应该算四开间 ,灶台居中算为一间,可称为灶台间,灶台上大锅一口,做人饭和熬猪食共用 。进得房内,左边一间堆放杂物,是杂物间 。右边的为两开间,房中砌着大炕 ,是我们睡觉之处。房间外一边建有猪圈,另一侧挖有一坑,坑上担上木头两根这就是我们的厕所了。门前还有巴掌大的一块菜地,是我们的自留地。

山里的生活主要是缺水,村子里的饮水就靠山中一股小小的山泉形成的一个小水洼。春季干旱,小水洼的水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水珠,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拎着水桶到水洼处等水,泉水一滴滴的滴满水桶后,挑回知青点,这就是我们一天的饮水了。那些日子,洗脸刷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而洗澡要到山下的黑河才能洗个"野澡"现在我姐姐还常常提到,每次回北京看到屋外堆着满是虱子跳蚤的衣服,就知道我回北京了。

到了冬天生活更艰难 ,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当地把这种泥盆叫炭盆,也是早年间北方农村主要的取暖方法 。冬天过日子,我们经常发生蔬菜荒 。想吃到绿色的青菜可以用痴心妄想来形容 ,最困难时只有咸菜就贴饼子充饥 。做完饭后炕就热了,但炕头热的烫,炕尾冷得像冰窖。那时晚上能安排在炕头睡觉,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厕所是露天的,冬天上厕所前的思想斗争是必修之课。每上一次厕所回来得缓半天下半身才能暖和过来 。为了防止寻味而来猪、狗,上厕所时常常需备着石头和棍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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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的生活还是苦中有乐的。近三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养过叁头猪,还养了鸡、兔,养了一条狗 吓跑了我们养的一只猫 ,还有一只鸟陪我们生活了一年多。李鸿建绝对是这方面的能人,我们养的这些动物大部分是他淘换来的 。记的我们养的鸡就是李鸿建从北大生物系找的试验用鸡,好像还是英国引进的品种,那鸡长得个子大、全身白色无杂毛一根 。老乡们见了好生的羡慕。但这些鸡不老老实实的在窝里下蛋,害的大家隔三差五就要满山沟的找鸡蛋。顺便说一下,在我们养鸡之前,道豁子从来没有羽毛白色鸡 。自从鸡蛋丢失,我们惊喜的发现老乡家的鸡孵出的小鸡中居然也有白色的。一部分丢失鸡蛋的流向找到了。

当然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小动物"虱子和跳蚤。人畜不分、鸡狗同屋加上卫生条件极差,使得我们知青点虱子跳蚤成灾。当年我们晒着太阳挤虱子的功夫比农活学的还快 。一天忍无可忍,我们决定对虱子和跳蚤开战,村子里的农药敌敌畏很方便拿到,于是加水稀释后,喷洒在被褥和衣服之上,杀死虱子跳蚤的同时,也把我们各位熏出了二里地,半天不敢进屋。为了打扫身上的"小动物"我们几人决定到南湾黑河中一个叫坑的地方洗野澡。洗漱一番,正当我们准备享受着日光浴时,突然发现黄少军身上一"小动物"居然躲过了毒杀和水淹,还坚强的活着。为了防止这只虱子成精,我们毫不留情的将其杀死。

冬天是冬闲时节 ,也是我们最容易向生产队请假回北京,看望父母的时候 。说到回家,不得不提一次特殊的经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主席在北京去逝,心情十分沉重的我们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回北京参加主席逝世纪念大会。怎么回去?当时形势严峻,对人员流动也很严格,花盆公社根本开不出知青回京的证明。偷偷的跑回去!就这么定了。周序中、崔京生和我(还有没有别人记不清了)没有和生产队请假,早上为了迷惑老乡还特地穿上下地干活的破衣服,神不知鬼不觉的出了村,村外从接应我们的人(忘了是谁)手中拿上干净衣服换上 。翻山越岭跑到了公路边,乘上班车直奔延庆县城。到了县城为了分散目标,我和周序中单独行动了。问题想简单了,当我们到达八达岭时,被两个带红箍的人拦住没让我们通过。说话天就黑了,这可如何是好?周序中想起他父亲的一个同事在八达岭附近的一个村子蹲点,我们就寻他而去 。那位叔叔很热情地请我们吃了一顿饭 。吃什么忘了,饿了只记得饭莱很香。看来想回北京要跟他们玩点计谋了,战术布置如下:八达岭走不通;估计走110国道进京,交通要道也会有卡点 ;于是选择了当时很少人走的昌赤路,同时采取了障眼法,车票没有直接买到北京,如遇检查的人就说我们不是去北京 。此招果然奏效,几番努力我和周序中终于回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当然,鉴于私自回京的行为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心,生产队就没有追究了。

春夏秋季节每当下大雨时队里也不会下地干活 。在家里休息时是我们打牌、侃大山的时候,更是我们做恶作剧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抓了一条蛇(死了)用吃完点心的油纸包好,放在房后的路旁,不一会儿,房后传来了一声尖叫,一个脸色惨白老乡冲进了我们的知青点。有肉吃是百年不遇的事情 ,每当生产队的羊死了或牛从山上摔下而亡,我们就能吃肉了。记得一次生产队分了羊肉,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野菜饺子吃个肚歪,剩下半盆放在房中,第二天发现一盆饺子全被屋子的老鼠偷吃光了。当晚躺在炕上,听着老鼠在用报纸糊的顶棚上来回窜动,难道说老鼠也有庆功会 !当下我们就决定购买老鼠夹,开展了灭鼠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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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知青多集中在延庆县的千家店公社、花盆公社、沙梁子公社插队,这些知青多为北大、清华和科学院的子弟。1977年恢复高考时,人们发现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又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其中原因不言而知 。千家店也是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考场。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方圆几十里的考生都要到千家店公社参加考试,很有点儿早年间学子进京赶考的意思 。我和胡斌两个人背着背包,从知青点出发走后道豁子、前道豁子,爬到台上后穿越现在的千家店硅化木公园,就这样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地的崎岖山路赶到千家店。我们到千家店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路上还淋了一场雨 。黑灯瞎火,我俩和其他生产队来的几个同学一起在村中挨户敲老乡的门,寻找住处 。找到一户人家住下时已经是半夜了。记得一起的有位同学为了能休息好安眠药吃多了,结果早上醒不来,只好找当地村里的赤脚医生想办法,结果那老兄好像给打了一针强心针参加的考试。

考试第一天中午考场监考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饼、菜是一道汤,酱油膏加葱花用开水一冲就算是汤了。那个饼硬能把人打晕,胡斌吃了两天,考试结束回家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连路都走不动直接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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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种的稻米,玉米,小麦 ;这么说吧,只要地里收了农作物,都会分给每户和我们知青,这些食物折价后会冲抵工分的钱 。有些老乡家里劳力少,一年下来分的食物折价还要倒赔生产队的钱,这时我们知青常常伸出援手,借钱给老乡们平账 。那些受过我们帮助的老乡,至今心存感激。而我们与老乡的感情也延续到今日,逢年过节必重返农村看望乡亲。

从一九七六年初来到道豁子插队,到一九七八年年底我们七人陆续回城。我和崔京生是知青点最后离开的知青 。周序中因为生病,到农村一年后就回北京养病了。赵元吉比我和胡斌早一年考上大学,算77届的大学生。李鸿建、黄少军、傅世民78年夏天招工回京。胡斌是78级的本科生,我上学时间比胡斌晚了半年左右。崔京生最后也回到了北大上班 。

现在道豁子村早已不存在了,经过两次搬迁,原来道豁子的老乡都已定居在收粮沟村 。山上的田地退耕还林,人们住过的房子只剩得断壁残墙,荒凉之处难寻人迹。为了保护黑河的水质,南湾的十几亩好田,北京市对种植的农作物做了严格限制,不让水稻、小麦生产。同样为了环境保护,牲畜放养包括养猪、养鸡也不被允许。没有了牛羊、没有了鸡鸭猪马,没有了五谷杂粮的田地,现在农村的味道一天天的变得淡了许多,但老乡们的生活确一日日的美好起来 。

当年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如今已两鬓斑白 。那段知青生活的记忆慢慢离我们远去,但使我们得到浴火般的历炼,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知青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在中国,知青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1800万之间。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知青问题的“六条”精神,随后,大量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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